我国此次下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是常规的货币政策措施，并不是量化宽松，目前尚未面临“零利率”的约束；在利率管制基本放开之后，将推动金融资源向真正有资金需求和发展前景的行业、企业配置，促进实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10月23日宣布下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基本放开利率管制之后，业内对货币政策调整以及利率市场化改革目前形成了多种不同的看法。针对相关问题，央行有关负责人26日回答记者提问，回应市场关切。 “我国‘双降’措施与国外央行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QE）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实施QE的背景是名义政策利率已经触及“零”下界。在这种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直接扩张央行资产负债表的非常规办法来支持经济，也就是购买一定数量的特定资产（如某些债券），所以才被称为“量化宽松”政策。 央行有关负责人指出，我国此次下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显然都是常规的货币政策。中国尚未面临“零利率”的约束，名义利率水平仍在“零”之上。此外，存款准备金率也相对较高，因此，在当前需要增大货币政策支持力度的时候，利率工具及准备金率工具都有使用空间。降准措施不直接扩大央行资产负债表，不属于非常规的QE措施。 利率管制基本放开，对优化资源配置具有新利体育官方网站意义。“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利率的价格杠杆功能将进一步增强，推动金融资源向真正有资金需求和发展前景的行业、企业配置，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央行有关负责人分析，特别是在当前我国经济处在新旧产业和发展动能转换接续的关键期，放开利率管制可为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筛选支持的行业、企业提供更大空间，有利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进实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利率管制的基本放开，将推动金融机构改变单纯追求规模的发展模式，为金融机构转型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随着存款利率上限的放开，金融机构在利率受保护情况下“规模即效益”的传统经营模式将不可持续，有利于推动金融机构树立起“以利润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加快转变经营模式，完善定价机制，提高自主定价能力，实现差异化、多元化、持续化经营，切实提升金融服务水平。 近年来，随着金融创新发展，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总量与经济增长、物价等最终目标之间的相关性也有所降低。利率市场化有利于促使利率真正反映市场供求情况，为中央银行利率调控提供重要参考，从而有利于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由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转变。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从国际经验看，强化价格调控是提高宏观调控效率的必然选择，而放开利率管制是实现这一转变的根本前提”。 央行有关负责人强调，放开存款利率上限后，我国的利率市场化开启了新的阶段，“核心就是要建立健全与市场相适应的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提高央行调控市场利率的有效性。在此过程中，人民银行的利率调控将更加倚重市场化的货币政策工具和传导机制”。 “具体而言，就是要构建和完善央行政策利率体系，以此引导和调控整个市场利率。同时，加快培育市场基准利率和收益率曲线，使各种金融产品都有其市场定价基准，在基准利率上加点形成差异化的利率定价。”央行有关负责人分析，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理顺从央行政策利率到各类市场基准利率，从货币市场到债券市场再到信贷市场，进而向其他市场利率乃至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使市场机制在利率形成和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 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放开存款利率上限后，央行仍将在一段时期内继续公布存贷款基准利率，作为金融机构利率定价的重要参考。待市场化的利率形成、传导和调控机制建立健全后，将不再公布存贷款基准利率。同时，央行还将通过发挥好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的作用、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管理、督促金融机构提高自主定价能力等方式，引导金融机构科学合理定价，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记者 张忱）
新华社纽约9月27日电 外交部长王毅27日在美国纽约集体会见了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四驾马车”外长，包括现任主席国厄瓜多尔外长帕蒂尼奥、前任主席国哥斯达黎加外长冈萨雷斯、候任主席国多米尼加副外长利提亚诺、加勒比共同体轮值主席国巴巴多斯外长麦克林。GDP增速出现阶段性低点，不免会引发外界对于中国经济失速的担忧，尤其是短期经济增长速度与中国经济再平衡之路也密切相关。结合实际经济运行现状下，中国GDP增速是快是慢？《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了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牛犁。 NBD：三季度GDP增速仅为7.3%，是阶段性新低，您怎么看？ 牛犁：这符合市场预期，属正常状态。三季度增长放缓主要是由投资放缓与内需相对低迷导致，但外贸延续了良好的增长势头，与去年同期相比，对外贸易整体运行状况稳定良好。 当前经济主要结构性矛盾是产能过剩；其次，第二产业GDP占比过高，我国以信息业、服务业、金融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仍处于萌芽阶段，存在着替换难、体制机制调整等问题。 中国经济当前正处于稳中趋缓的发展态势，每年可以保证新增就业1000万人。四季度经济应与三季度持平或略微放缓，整体来看，全年7.5%左右GDP增速新利体育官方网站可以实现。 NBD:目前“新常态”这个词被屡次提及，请说说您的看法。 牛犁：其实，世界经济近几年来，出现了一个低速增长局面，说不好听点，就是半死不活的样子。总结它新常态的特征，是处于一个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的状态。 中国也进入新常态发展过程，经济短期增速，也处于由原来旧常态向新常态转变的过程当中，还没有完全过渡到新的阶段。所以，从最近连续三年以来的经济运行特征看，都是在不断地减速、下行和寻找平台这样一个过程。今年全年GDP增速能到7.3%就已经很不错，明年可能进一步放慢到7%这样一个水平上来。 三季度工业增速开始了一个下台阶过程，我觉得这跟今年以来政策调整有一定的关系，在上半年的时候，经济预期非常不好，我们希望用微刺激手段去稳定增长速度。到了年中，也就是5~7月份，习总书记提到了“新常态”之后，特别是到了达沃斯论坛的时候，李大大总理也明确强调增长目标是左右，绝不是必须在7.5%以上。 在上述背景下，从政策调子上似乎已经发生了转变，我国将在新常态下促改革。 牛犁：房地产是个主要原因。根据我们粗略测算，过去五年，房地产投资增长22%左右，每年拉动的GDP是大约1.5个百分点的放量，这是一个初步的结论。那么由去年的19.6%，放慢到11.8%左右的水平。可能它对GDP的贡献要比去年下降0.5个百分点，对于各行各业，房地产深度调整的影响是不断加大的。 从经济运行实际来看，中国产能过剩化解的周期将相当缓慢，这是一个问题。现在工业品价格指数被反复提及，它的确是个十分重要的信号，PPI已经连续下跌31个月了，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国的PPI也总共下降了31个月而已。 需要注意的是，本轮PPI下跌时，CPI仍然能够保持2%以上的温和增长。从这个角度来判断，目前我国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并不是需求，特别是终端需求明显不足的问题，而是我们体制机制改革相对缓慢，深层次结构矛盾显现的问题，这个调整起来需要的时间更长一些。 牛犁：现在正是地方政府的还债高峰期，今年经济又减速下行，税收下调幅度比较大，由于房地产市场调整，卖地形势也没有那么好，数据显示，年初地方凭借土地出让获取的收入增长幅度有40%左右，但后几个月有大幅度下降。 金融风险也不能不提，不管是经济减速，还是房地产调整，无论是产能过剩等因素导致的制造业贷款不良风险率的上升，还是地方融资平台的还款压力，最后都会落到金融风险上升中。同时，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也亟待解决。 NBD：经济增长速度处于下行区间，并且似乎还在一个探底过程，这难免会引起一些恐慌，您担心么？ 牛犁：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不管是从国外的世界经济大环境看，还是观察国内经济运行中的情况，经济增长的条件都是有利有弊的，不存在那么强烈能导致中国经济失速的因素。 现在更应该关注的是就业和民生问题。我国全年新增就业目标肯定能够完成，此前总理曾委托专家测算过就业与经济之间的联系，以此来确定宏观调控中经济增长的下限，当时得出的结论是7.2%，这就能看出领导对经济的容忍度是7.2%。实际上，随着服务业不断发展，我们单位GDP对就业的吸纳能力是在增加的，我认为这个数字大概是6.8%左右。 还有一个可以参照的数据，党的十八大确定，我国GDP到2020年实现翻番，这就意味着这十年年均GDP增速是7.2%，已经过去的三年经济增长速度要稍微高一些，这表明后面有6.8%，6.9%左右的增速就够了，未来几年或者说2020年前，我国GDP增速平均水平肯定在7%以上，不要过于悲观。 牛犁：其实经济增长动力还真不少。住房和汽车需求到现在也并没有完全饱和。 我们千人汽车保有量是80辆，全球水平是130辆，发达国家的水平是500到600辆。住房的刚需依然很大，城镇化还在快速推进。经济增速虽然在下台阶，但居民收入提高速度很快，我国储蓄率本来也不低，这使得涉及民生服务领域的基础设施还存在很大投资空间。 在我看来，当前经济并不需要大调政策，以稳定为好，但需要加快改革节奏，为长期发展奠定基础。（记者 胡健）
创新和创业使得文化产业新型人才脱颖而出。许多青年学生的创业创新都产生于在校时期，譬如早年的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Facebook的创始人扎克伯格等。他们在大学期间所成就的事业后来都在改变着人类社会的产业形态和结构。因此，我们鼓励青年学生在大学期间创业创新，这对于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来说是新的挑战和机遇。在这些挑战和机遇面前，许多文化产业的新型人才就会脱颖而出。高校应该营造“敢为人先、新利体育官方网站失败、勤于实践”的创新创业文化。同时，要搭建人才综合服务平台，整合创新创业服务资源，加快构建以创业服务、中介服务、交流合作、技术创新、创业融资、人力资源、政策法规和创新文化等支持平台为主要内涵的创新创业服务体系。中方支持延长伊核问题全面协议谈判时限
②近日，在秦皇岛经济开发区一家医疗设备企业，工人在生产车间工作。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6日的江西代表团，人人激动，席大大总书记的到来，让真知激荡灼见，思想碰出火花。“反腐并不会影响经济发展，反而有利于经济发展持续健康。”两会至此，总书记首次开腔“反腐”，即对“反腐影响发展”等杂音展开有力批驳，给全国人民吃了一颗“定心丸”。 两会前一天，军队权威部门对外公布了14名军级以上干部被查处的情况；政协开幕5小时，河北省委常委、秘书长景春华即告落马。反腐如此节奏，意味深长。两会期间，集中发布打虎消息，是警钟长鸣：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这道反腐主题菜，如果你嫌不够辣，小厨再为你加点料。政协新闻发言人吕新华说，在反腐斗争中，没有不受查处的“铁帽子王”。人大新闻发言人傅莹说，“治标有效，才能治本有道”，腐败分子逃到天涯海角也要面对法律的惩治。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中近20年来首次明确提出“反腐败”，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有权不可任性”，强调“要以权力瘦身为廉政强身”，这些再次让民众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反腐决心。 两会期间，山西、江西、国家发改委、交通部有点“压力山大”。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承认腐败案件重创了发改委的形象，交通部部长杨传堂分析了交通厅厅长“前腐后继”的三大原因，江西省委书记强卫以“登峰造极”来形容家族式腐败的程度。不过，要比曝丑曝得猛，非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莫属。他形容山西腐败“不是个案、孤立的，是一坨一坨的”。 中央对反腐败形势的判断是“依然新利体育官方网站复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参加北京代表团审议时说，要抓早抓小，触犯了纪律就要及时处理，决不能放任自流，造成干部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 最后，再来道“甜点”。想必你也有同政协委员一样的疑问——反腐追回来的钱和大家有什么关系？小厨请出经济学家林毅夫来解疑释惑。“反腐和老百姓有很大的关系。政府的行政经费、用在教育上的经费、公共建设方面的经费都是有固定预算的。如果大吃大喝或是贪污到个人腰包，那么用在公共建设上和教育上的钱就少了。” 盛会打虎，显示出中央对腐败的零容忍，对腐败坚决亮剑、绝不手软的笃定，有利于构筑一个不敢腐、不能腐、不愿腐的法治环境。展望今年，不仅有央企巡视全覆盖、省级巡视重点盯牢市县一把手，还有大量的党内法规修订……反腐败斗争还在路上。这正是：
10月中旬，历经3个多月选聘，新兴际华集团公司总经理人选最终敲定。由董事会选聘总经理——在许多企业稀松平常的事，在中央企业却是头一回。 30多年来，国企一直致力于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核心便是董事会建设。2004年，刚成立的新利体育官方网站即着手在中央企业中建立规范的董事会，并确定宝钢等7家央企作为试点，如今试点已扩至74家。试点10多年，试出了什么？随着眼下国企改革大幕的再次拉开，董事会又将迎来哪些改变？ 所有企业都有决策和执行两种职能。大企业通常结构庞大，相应的各方关系和市场环境更为复杂，客观上要求决策和执行适当分开。决策层为了科学决策，强调的是制衡。在决策层面，董事间是平等的，董事长不是董事的领导。执行层主攻日常经营，则强调效率。在执行层内部，不能相互掣肘。企业建立规范的董事会，有利于避免“一人说了算”，使企业决策更科学、运行更高效。 目前，央企60%以上的资产、80%以上的利润集中在上市公司。但是，许多央企的母公司即人们熟悉的“央企集团”，一直是国有独资，其中一些企业还是按《企业法》而不是《公司法》注册。正因如此，央企董事会试点，突破了“国有独资企业没必要设董事会”的认知，在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分权制衡上迈出了关键一步，成为国企改革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央企董事会试点，最大的亮点是引入外部董事。国资委于2004年提出，试点企业的董事会要引入外部董事，即非本公司员工的外部人员担任的董事，且人数要超过全部成员的半数。这一制度设计避免了董事会与经理层高度重合，也让董事会决策、经理层执行、监事会监督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成为可能。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试点之初，很多人怀疑。为此，宝钢集团第一次召开新董事会时，特意允许中层干部旁听，大家发现，外部董事的视野与原有董事的确不一样。中铝公司董事长葛红林介绍说，现在中铝董事会7名成员中有4名是外部董事，“他们阅历丰富、能力突出，专业知识和经验融合互补，在董事会上独立行使表决权，提高了决策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一位外部董事指点我，别太关心眼前利润，保证现金流、挺过去，你就是胜利者。”一位亲历了董事会建设试点的央企董事长坦言，具备丰富企业管理经验和国际宏观视野的外部董事对企业把握大的战略方向很有帮助，“后来我们不再为一时盈利干着急，而是潜下心来降本增效，果然挺了过来，现在过得还不错。” 外部董事的进入，让董事会内部的制衡更为有效，也改变了企业决策机制。“过去董事会都是内部人，没人敢向董事长提意见，做决策没那么慎重；现在不同了，作任何决策前，都得做大量研究论证，并与外部董事进行充分沟通。”国资委研究中心彭建国研究员说。现实之中，董事会否决、延缓或者多次审议才通过的情况，在各试点企业也已屡见不鲜。“外部董事占多数的董事会，明晰了董事会、经理层的责权利，决策机制实现了从总经理个人负责制向董事会集体负责制转变。”葛红林表示。 经过试点，董事会与经理层在企业中的角色也逐步清晰：董事会抓大事、抓战略决策，具体执行则下放给经理层。在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董事长和党委书记不参加总经理办公会，不干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尊重和保障经营层的自主权。 10年试点，大型国企纷纷建立起董事会，“内部人控制”的状况得到改观。然而，国企董事会仍屡被指责“花瓶”“形似而神不至”——董事会最核心的职能未能充分发挥。 重大事项的决策权、经理层的选聘权、薪酬的确定权，通常被认为是现代企业制度下董事会的主要职能，但恰恰在这些方面，国企董事会受限颇多。 一位央企董事长直言：发展规划和大型投资有发改委、国资委、工信部等部门管、选人用人有出资人机构管、薪酬有人社部门管，董事会的作用很有限，“很遗憾，10年试点下来，外部董事更多在扮演专家的角色，没起到太多决策的作用。”董事会看起来也在制定公司管理制度、利润分配方案、投资计划等等，但实际上都要先对照套用主管部门编制的一系列文件规定和考评办法。发现好的投资机会，先要看看是不是在规定好的主业范围之内，否则还要先打报告申请。 “《公司法》明确了董事会对经理层的选聘权，但这一法律规定往往很难在国企落实。”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高明华说，现在国企董事会对出资人、组织部门提出的总经理人选，基本上是走过场、全通过，“上面‘派来’的总经理在企业具体经营中不按董事会决策来做，董事会也没有办法，更别说追究责任了。”董事会、经理层都向上级部门负责，国企的委托代理模式“出资人—董事会—经营层”难以真正建立起来，董事会的职能大打折扣。 谁来当大型国企的外部董事？多位专家表示，外部董事来源应更职业化、市场化。“在美国，独立董事必须具备与职位相关的专业知识、管理经验和很高的市场声誉。”高明华认为，独立董事应来自于拥有健全信誉机制的职业经理人市场。新兴际华集团有关负责人也表示，在转型升级、打造国际品牌的关键时期，董事会更需要熟悉业务板块、有国际化运营经验的人才。 董事会架构如何更合理？一说是外部董事，总给人局外人的感觉，对企业重大利益的关切度不够。事实上，董事的责权应当是均等的。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刘纪鹏建议，未来可以将董事分为执行董事、非执行董事：非执行董事包括股东非执行董事、非股东非执行董事（独立董事），起平衡制约作用；执行董事在公司高管层担任执行职务，保证一定比例从社会公开招聘。 为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新一轮国企改革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方案——“落实和维护董事会依法行使重大决策、选人用人、薪酬分配等权利”“法无授权任何政府部门和机构不得干预”。国企对此寄予厚望。但是，一些企业担心，如何保证这些权力真正交给董事会？对此，多位专家认为，规范董事会建设，更重要的是跳出董事会本身，站在宏观视野上谋划国企治理结构及外部环境的改善： 彭建国表示，未来企业、政府、出资人三者关系要依法定位：政府要切实推动政企分开、简政放权，坚持“法无授权不可为”；出资人代表机构要找准股东定位，依法监管，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企业则要立足于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 新一轮改革提出国企监管要从管企业转向管资本为主，将为董事会建设留出更多空间，“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旗下的企业更加强调市场化运作，由此给董事会带来的改变会比之前更大。”一位央企负责人表示。 “单一的产权结构下，谁也不会跟董事长争得面红耳赤，制衡是有限的；如果多方持股，争取各自利益的动力会更足。”彭建国说。刘纪鹏认为，以后应尽量由国有独资向几家国有股东共同出资的形式转变，央企可以吸收地方国企，各地国企也可以自由组合，“这样一来，不同股东派出的董事进入董事会，就能形成更好的平衡制约机制。” “公司治理主体主要有四个：党组织、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彭建国认为，今后应明确四者的法定地位，划分权力、责任、义务的边界，从而将党管干部与现代企业制度更好结合起来，“处理好党委会和董事会的关系，是完善国企治理的关键。”（记者 刘志强）在汉诺威，马云“刷脸”，海尔拿出“空气盒子”，大唐电信展示“车联网”，“中国创造”让IT发烧友和业界专家击节叫好。多款中国产品获得汉诺威工业设计金奖，也是“中国创造”新利体育官方网站国际认可的明证。
新华社杭州12月17日电(记者 王政、张遥)千年乌镇，世界峰会，“智慧”体验——几乎新利体育官方网站参加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嘉宾都对乌镇的“智慧”生存感到惊讶，扫一扫二维码借自行车、互联网医院的电子处方、移动支付买一双筷子……古朴的小镇正提供给居民和游客不一样的“产品”。为此，我国将重点从三方面推动农村电商健康发展。首先是补短板，破解制约行业发展的瓶颈。2016年财政部和商务部将继续深入推动农村电子商务试点示范工作，“下大力气解决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问题，推动地方整合乡镇一级各种资源，畅通物流的渠道。”其次是重上行，增强农村电商对农民增收的带动作用，更加注重推动农产品由农村到城市的上行渠道。使线下的产业发展和线上电商有机融合发展，拓宽农产品进城的各种门路，带动农产品的品牌化、标准化，促进农民增收。最后是促竞争，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鼓励各地市场主体创新发展。（记者 冯其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不断提高，2013年达到53.73%，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公共服务二元结构矛盾日益凸显。2013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达2.45亿人。被纳入城镇人口统计的2亿多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尚未与城镇居民平等享受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同时，随着中小城镇快速发展，人口加速聚集，到2020年要推动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完成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部分地区医疗卫生资源供需矛盾将更加突出，医疗卫生资源布局调整面临更大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