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３月１２日电（记者姜琳、赵叶苹、陈春园）如果说尽早洗清罪名、重获自由是蒙冤者最大的渴求，那么在沉冤得雪后获得应有的国家赔偿，则是对冤案受害者及其家人最大的抚慰。 如何解决国家赔偿申请难、获赔难、追偿难的问题，如何更好地维护公民权利，彰显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两会代表委员们展开了热议。 从“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到“福建念斌案”，从“广东徐辉案”到“海南黄家光案”，一起起冤假错案得以纠正并赔偿，有力地彰显了司法进步。 “但突出的问题是，这其中真正获得赔偿的并不多。”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说。记者梳理２０１５年地方高院所做的工作报告发现，大部分省市的赔偿比例都比较低。例如２０１４年，上海审结国家赔偿案件２２件，决定赔偿2件；广东审结２５３件，决定赔偿５３件；山东审结１４３件，决定赔偿的１５件；四川审理１７０件，决定赔偿１６件…… “目前国家赔偿的赔偿范围比较窄，赔偿程序还是比较复杂，受害人想及时获得赔偿仍不是一件容易事。”马怀德告诉记者，赔偿义务机关更多倾向于不愿意赔偿，或者不希望承担否定性评价的后果；而且，一些地方赔偿经费没有实行财政预算，这更加剧了赔偿难。 作为执业律师，全国政协委员、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合伙人施杰深有感触。“明明很清楚的错案，但又是受害人被施压让其承诺平反后不申请赔偿。有的担心影响政绩和领导干部升迁，干脆选择‘私了’。”他说，“我的好几个当事人本来可以申请国家赔偿，后来因为各种压力最终无奈放弃。” “国家赔偿事关公民权利和社会公平正义，判错了，就必须坦然承认错误并积极进行赔付，而不能‘捂盖子’、错上加错。”施杰说。 不仅是申请难、获赔难，冤错案受害人在实际维权中，还常常遭遇索赔高、赔偿低，由此直接导致国家赔偿案件难以息诉。“福建念斌案”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２０１５年２月，三次被判死刑的念斌历经8年上诉后，终于被判无罪，获得国家赔偿１１３万余元，但他主张索赔金额的绝大部分都被法院以“依法不予支持”“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的理由拒绝。 “现行赔偿标准偏低。”马怀德表示，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是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其他财产损失也只赔偿直接损失，因无辜入狱造成的收入减少、房屋损失、伸冤费用、交通费、住宿费等，都没有列入赔偿的规定之中，法院即使想做出这样的赔偿决定也缺乏法律依据。 “本来是健康人，蒙冤坐牢引发疾病，尽管这不是国家机关直接侵犯造成的，但是由国家机关的侵权行为引起的，这些健康损害当然应该赔偿。”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建议，受害人亲属精神损害、被冤枉坐牢的名誉权荣誉权损失、回归社会的费用都应纳入国家赔偿范围。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忠厚坦言，与国外相比，我国的标准总体还是较低，这一块有很大改进空间。 《国家赔偿法》实施２０年来一直遵循“谁侵权、谁赔偿、谁追偿”的原则，但在实际操作中追偿制度却一直处于“休眠”状态，极少有公务人员被追偿，一些重大冤案的追责也迟迟不见动静。 “冤假错案一旦被认定，政府机关就应该追究办案人员的责任，该罚钱的罚钱，该问责的问责。”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秦希燕联合律师事务所主任秦希燕认为，应该对《国家赔偿法》和《国家赔偿费用管理条例》进行修订，完善追偿的机制，细化追偿标准，建立追偿程序、结果公开等机制。 在施杰看来，应该建立一个惩罚金机制，以示对相关公务人员的惩戒和对受害人的额外补偿。“如果个人无力赔偿，再由地方财政出这笔钱。不管多少，对受害人都是一种安慰，对公务人员也是一种警戒。” 不过，马怀德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追偿只是国家赔偿的一个辅助制度，实践中很少发生这种情况。不是公务人员的重大过失不好认定，而是追偿本身执行起来难度很大。动辄百万的赔偿金究竟让哪几个办案人员承担澳门一夜暴富案例认定，就其收入水平来说也很难承受。所以更多应考虑追责，而不是追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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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报道，“政府施政要义，在于以敬民之心行简政之道。”这是李大大总理近期针对澳门一夜暴富案例说的话，这也是他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表述的进一步解释。 最近，为贯彻落实李大大总理重要批示，公安部、外交部、国家旅游局针对社会反映强烈的“证明多”、“证明繁”问题，立即研究制订一系列简政放权措施，解决许多荒唐证明问题，为群众服务，方便群众办事。 6月17日，公安部、外交部、国家旅游局三部门负责人也接受记者采访，公开表态，回应了群众关切的问题。比如，公安部已部署各地认真清理本地有关户籍证件使用管理的政策规定，全面梳理证明的种类，该取消的要取消，该合并的要合并，必不可少的证明要清楚告知。外交部也表示，继续全方位开展工作，本着相互尊重主权、求同存异、平等互惠的原则，与有关国家积极沟通磋商，推动外方对中国公民实行更加便捷的签证政策，提供更多便利。 频繁被提及的简政放权，一方面凸显总理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决心之大，另一方面也说明简政放权的现有成果与民众的期盼仍有不小距离，还有许多"堵点"、"痛点"和"盲点"，需要在"深水区"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只有抓住"痛点"和"堵点"，才能消除"奇葩"证明。 国务院总理李大大近期多次督战政府简政放权，并对今年重点工作做出部署。简政放权已经进入“深水区”，需要消除仍存在的不少“堵点”、“痛点”和“盲点”，以方便民众，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发社会和市场主体活力。“堵点”、“痛点”和“盲点”具体是哪些方面的问题？中国行政体制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做出评论。 汪玉凯认为，现在的情况和过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今老百姓出境旅游非常频繁，但是管理体制还是没有与时俱进，特别是对户籍管理，包括出境、计划生育办准生证及暂住证方面，各部门的传统的管理方式无形之中设置了很多审批、资格认证等。现在整个社会活动高度关联，而在这个过程中，老百姓日常生活所办的事变成了一个痛点或者堵点。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老百姓“办事难”就难以解决。 探究“证明多、资料繁”的主要原因，汪玉凯分析，过去传统管理方式和管理体制，各个部门各自为政，没有从整体来考虑如何方便快速，思考角度不是站在为老百姓方便角度，而是在政府如何管理上，实际上没有换位思考。同时，过去各部门明显是部门利益，认证可能与部门收入有一些关系。 而如何落实李大大总理的批示，简政放权，优化服务，坚决砍掉那些繁杂过滥的证明？汪玉凯认为，第一，加大改革的力度，首先清理和整顿收费过高的繁杂证明；第二，要整合流程，比如老百姓出境游，它涉及到外交部门、公安部门、旅游部门，对此可进行流程优化，给老百姓最大限度提供便捷方便的服务。第三，一定要介入信息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根本上改变我们的方式。现在上海搞了“一门式”服务，各个部门对老百姓服务事项都整合，到一个窗口可以办任何部门的事情，最大限度方便老百姓。 我们现在强调互联网+，互联网+政务，就是我们改变政府服务模式，服务手段。将来很多业务可以在网上办理，也可以在实体办理，线上和线下结合，实体和虚拟融合，这样政府给老百姓提供服务的途径更加多样，能够满足社会公众的诉求。
